二、 秦汉时期南阳的葬俗
秦国经过苦心经营，终于灭六国而一统天下。秦国的空前强大，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、气吞山河的气势。雄伟的布局，高大的墙垣，华丽的寝殿，坚固的坟丘，丰富的陪葬，成为后来王者陵墓的样板。
上有所爱，下必甚之。由于秦王朝崇尚厚葬，作为一种风俗，它并不因秦之灭亡而销声匿迹。它对于两汉的丧葬习俗，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，当然，由秦至两汉的厚葬风，表面上看是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倡导的结果，其实这中间包含了丰富的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原因。
在经济上，由秦而汉，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。经济上的殷实，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。“事死如生”，因而导致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。“方今之世，奢侈罔极，靡有厌足……车服、嫁娶、葬埋过制，吏民慕效，寝以成俗。”(《前汉书·成帝纪》。)“今百姓送终之制，竞为奢靡。生者无担石之储，而财力尽于坟土。伏腊无糟糠，而牲牢兼于一奠。”(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。)“或至金镂玉匣，（木需）楩（木丹），多埋珍宝，偶人车马，造成大冢，广种松柏，庐舍祠堂，务崇华奢。”(《潜夫论·浮侈》篇。)时人在事死上极尽财力，不惜倾家荡产，墓葬中埋藏之丰富，做工之豪华，令今人叹为观止。概括而言，汉代墓葬具有如下特色：石刻技艺至汉代已有很大发展。汉代富贵之家，在葬埋尸体之后，不仅要垒一大坟丘，而且还要在其前置上墓碑，碑上刻上墓主的身份、官职及生平经历等。富豪大家在人死后，不仅要立碑以识，而且要设立墓园，内中立墓阙，立石人和动物石像，以此象征主人的富有和排场。除此之外，还普遍在墓地建筑坟丘祠堂，供活人奠祭。地面上如此，地下墓中更是极其奢华。人死之后，活着的人深为死者不能再继续享用人间幸福而悲伤，为了让死者能继享幸福生活，就在墓中摹仿人间生活，修建陶质或石质院落，并置备以成群的鸡、鸭、猪、狗等动物，呈现出一种人间气象。院落大小、陪葬物多寡，依据个人财力而定。雕刻技艺不仅表现于地面碑阙上面，而且还将大量石雕画埋于墓中，而今出土的大量汉画石刻成为研究汉代墓葬文化的珍贵资料。汉代的陪葬品除了传统的实物外，还开始把金银及艺术品埋入墓中。随着民间用粘土烧制砖瓦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普及，砖瓦不仅能让人们用以修盖房屋，而且开始用砖石砌作墓室，以保护棺木。富有之家，把砖墓仅作外椁，仍用木椁套棺，使得棺木更加牢固持久。史载西汉中期以前，夫妻合葬，因二人死的日期不相同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新礼俗。为了解决二人死期不同的矛盾，礼俗中出现了“厝”的概念。厝者，置也，停柩待葬之义。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，再待后死者一同安葬。此俗历经数千年的沿袭，至今民间仍有厝的葬义。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，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。
在墓室装饰方面具有这样特点：南阳汉代墓室大多由石、砖、砖石混合三种建筑材料建成，而在石、砖上都刻绘有画，根据时代的不同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，汉画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。在汉代贵族官僚的住宅、神庙和陵墓里的壁上都出现了绘画。南阳早期的汉墓多以建筑物为题材，画像多刻绘在墓门、主室门的主柱和门扉上，将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刻划入画面，以象征阳间住宅，南阳赵寨汉墓就只在墓门的主体和门扉上刻绘双阙和厅堂。汉武帝以后，独尊儒术，儒家思想的“三纲”、“五常”伦理道德观念也影响了南阳汉画的内容。汉墓出现诸如“伯乐相马”、“狗咬赵盾”、“二桃杀三士”等歌颂智勇忠义的画像。例如，唐河针织厂画像石墓中出土的历史故事画像约占人物画像总数的20%。汉代的谶纬迷信思想也影响到汉画的内容。在杨官寺画像石墓中开始出现白虎、双龙交蟠和执钺神人等画像，其意在辟邪、升仙。还有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情况的画面，如将骑射田猎、车骑出行、杂技舞蹈、舞乐宴飨等内容刻画在墓中，这些画常安排在墓的前室周围和主室二侧。在墓门上刻铺首衔环，凶悍的猛虎形象，用意在镇墓。在门上也有吉祥的朱鸟，象征死后吉祥如意。在墓葬盖顶上刻日轮和满月，日内刻三足乌，月中刻蟾蜍，日月周围繁星密布，还刻有长虹之类的天象图和二十八宿的星相图，这些都有占卜的意思，每一星相和天象都象征一种社会上的人事。同时也出现了伏羲、女娲画像，雕刻在主室两侧的主柱，这是人们对生殖的崇拜，希望在阴间也繁衍不断。
就随葬物品而言，已经体现出社会的富有和奢侈。南阳汉代墓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很多，主要是吃和用的东西。随着时代的不同，随葬的物品也不断发生变化。从材料上看有金属类和陶器。金属器有：驽机、剑柄、铃、带钩、铺首衔环、五铢钱、大布黄千、大泉五十、小泉直一；车辖、当卢、镳、盖弓帽、鎏金铜钉帽、兽面形饰、铁凿等。陶器主要有：鼎、壶、敦、瓮、奁、仓、仓房、臼盘、灶、甑、炙炉、案、杯、磨、井、罐、盆、博山炉、牛、猪、鸡、鸭、乌、俑、盘、豆、狗等。从用途上讲有生活用品和钱粮武器等。
现在透视一下汉代的殡葬习俗。唐河县电厂汉墓出土的《丧葬出行图》反映了汉代南阳的送丧习俗。图左为一列送葬队伍，一人骑马肩扛铭旌作前导，其后有六辆轺车正在行进。图右一人双手执锸，旁有一株柏树。执锸掘土和柏树象征着墓地。墓前植柏是秦汉以来的风俗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风俗通》云：“墓上树柏，路头石虎。”“铭旌”也叫“柩”，稍晚则称作“幡”，是招魂的标志。《礼记·檀弓》云：“铭，明旌也。以死者为不可别也，故以其旗识之。”郑玄注：“明旌”为“神明之旌”，此处的“神明”指死者的灵魂。经济的繁荣昌盛为厚葬之风提供了物质条件。作为一种风俗或者一种人文景观，仅有物质前提是不够的，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思想根源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秦汉时期的认识论作一番透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准确把握厚葬之风长盛不衰的本质。
汉武帝以前，承接秦统，阴阳五行，神仙方术于芸芸众生中极为盛行。敬鬼事神，建功修德，以求神鬼的点化而获长生不死，因此高祖建国伊始，便“甚重祠而敬祭”(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)，任巫行为国事，执掌祭祀，重大国事决策，常问巫占卜，故而在西汉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社会生活中，鬼神气息甚浓，敬神而重巫，巫者成了联络人神交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。民众生活中，由于统治者的倡导，出现了两大奇观：一是巫众，“范氏世于晋，故祠祀有晋巫。范会支庶留秦为刘氏，故有秦巫。刘氏随魏都大梁，故有梁巫。后徒丰，丰居荆，故有荆巫。”(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。)二是庙宇繁盛。文帝时，赵人新垣平“言乞神事”，作渭阳五帝庙；武帝时，征服南越后，“乃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台天坛，并祠天神上帝百鬼”(《史记·封禅书·集解》。)，致使“街巷有巫，闾里有祝”(《盐铁论·散不足》。)，鬼神观念，深入人心，上至一国之君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于其各自的内心深处，将宗祖崇拜与鬼神崇拜紧紧地凝结在一起，事死如生，甘愿竭尽财力去营造地下的生活环境。
武帝时，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谏为武帝采纳后，它的核心内容诸如“天人合一”，“天者百神之大君”，“天子受命于天”等被视为正统，极大地神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，成为统治万民思想的合法工具，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行为道德的规范。君权、夫权因儒教解释的微言大义而与以前的神权并驾齐驱，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。在以后的长期发展中，给丧葬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丧葬礼仪的繁琐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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